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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图书馆留言大叔":网红只是一阵风,我始终还是农民

2020-07-09

“我变成网红,就像是把一身黄袍给农民穿,穿了两天,黄袍一脱,还是农民。如果我把心放在黄袍上,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,就完了。无论如何,我始终还是一个农民,我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。”

这是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打工的第17年。他根本不会想到,濒临失业、回乡的自己,会因为一则图书馆留言出名。

6月24日,吴桂春要和东莞图书馆告别。在退读者证时,他在留言表上写下一段话:“我来东莞17年,其中在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,书能明理,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。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,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,选择了回乡。想起这些年的生活,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。虽万般不舍,然生活所迫,余生永不忘你,东莞图书馆,愿你越办越兴旺。识惠东莞,识惠外来民工。”

这封131字的告别信被发在网上,吴桂春一下子就成了“网红”。网友评论说,“这段文字朴实无华,有叙有议。作为一名农民工,能写出这么精美的留言,胜于一大批文化人”。在大家的帮助下,这个54岁的湖北人继续留在了东莞,得到了一份小区绿化员的新工作。

从上班的地方骑自行车到图书馆,只要十几分钟。吴桂春重新办了一张图书证,他说,像他一样爱看书的农民工还有许多,自己只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。

东莞这座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,有900多万的外来人口,他们大多来自广西、湖南、湖北,在工地的脚手架或是工厂的流水线上谋生。东莞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晓伟记得,每天,图书馆都有很多像吴桂春一样的外来工光临。“有的读者以前是自己来看,在东莞安家落户后,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”。

突然的走红,让吴桂春受宠若惊,“我变成网红,就像是把一身黄袍给农民穿,穿了两天,黄袍一脱,还是农民。如果我把心放在黄袍上,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,就完了。无论如何,我始终还是一个农民,我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。”

“网红只是一阵风,不劳动要喝西北风。”吴桂春说。



戴着眼镜看书的吴桂春。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

“湖北农民工,吴桂春”

吴桂春个子不高,长了一张朴实憨厚的脸,总是笑眯眯的样子,讲话时慢条斯理的,口音很浓。在东莞图书馆看了12年书,工作人员对他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:“很脸熟,喜欢去三楼,经常在书架前找书”。

工作人员真正留意到他,是6月24日上午。当时,吴桂春刚退掉自己的读者证,站在一楼服务台前,和一个小伙子谈历史,聊岳飞、秦桧和宋高宗,两个人都眉飞色舞的。过了一会儿,小伙子问,你这么喜欢读书,为什么要把读者证退掉呢?吴桂春说,在这看了十几年书,本来不想退,但现在厂关了,找不到工作,准备离开东莞回老家。

听到吴桂春的答案,工作人员有些动容,请他给图书馆写几句,留个纪念。吴桂春接过留言表和笔,低头想了几分钟,写了九行话,署名为“湖北农民工,吴桂春”,便出门骑着一辆共享单车离开了。

按原本的计划,在退掉图书证的第二天,吴桂春准备彻底离开这座生活了17年的城市。



吴桂春在图书馆的留言。图片来自网络


吴桂春的老家在湖北孝感,今年1月他揣着几千块的积蓄,回老家应城市(县级市)过年,却赶上了疫情,一耽搁就是小半年。

他听以前的工友说,受疫情影响,很多小企业都倒闭了,许多从外地回了东莞的工友也失业了,找不到新工作,铺盖一卷回了老家。

吴桂春打工的鞋厂是个几十人的小作坊,厂里平时都做出口贸易。国外疫情暴发后,鞋厂一下就没了生意。“以前刚过春天,订单就开始进来了,到了夏天进入旺季,一个月最多能有好几万双的单子”。鞋厂杨老板是温州人,他想转行做口罩加工,但做口罩也需要资质,路都被堵死了。

吴桂春在心里做好了失业的打算,6月24日一早,他回到了东莞的住处。那是一栋逼仄的握手楼,离鞋厂很近。属于他的空间只有六平米,刚够摆下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,房间里有一扇透气的小窗户,平时需要和四户人家共用厨房和厕所。住处往西南两公里,就是他最爱去的东莞图书馆。

他的日子总是省吃俭用地过着。以前在鞋厂打工,平均下来一个月挣3500块,2500块要给上研究生的儿子留着,再用180块交房租,早上喝粥加馒头,中午吃10块一份的盒饭,晚上去菜市场买点菜,回出租屋炒着吃。“来东莞17年,只回家过了5次年,买水果的钱加起来不超过20块。”

和东莞图书馆告别的第二天,吴桂春收拾好行李,跟房东商量了退租的事,却突然有记者找上门。已经毕业工作的儿子也打来电话,说他“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”。

几天内,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农民工上了热搜,许多人找到他,要帮助他采访他。东莞市人社部门也联系上他,主动提出要帮他找工作,希望他留在东莞,留在图书馆。

吴桂春懵了很久,才反应过来,“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。”



东莞图书馆内,挂着“知识惠东莞”的条幅。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

打杂、扫地、流水线

吴桂春人生的前半程,和许多工友一样,早早辍学打工,与书籍没有太多的关联。

别人还在课堂读书时,他开始在村里种田,又去县城摆早点摊,专门做油条和烧饼。风吹日晒地过了两年,亲戚帮他在一家机关单位的食堂找到了一份帮厨的工作。直到娶妻生子,生活才渐渐安稳下来。

但没过几年,那家机关单位被改制成公司,大多数人都下了岗。一些有点积蓄的职工,就在县城开个门市部、做做小生意。可吴桂春不但没攒下几个钱,还和妻子离了婚,孩子上学的开销又大,只能去外面找新的出路。

2003年的冬天,37岁的吴桂春独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,从湖北老家摇摇晃晃地到了东莞。之所以会选择东莞,是因为它夹在广州和深圳之间,有很多工作机会,但竞争又算不上激烈。

他先是到了应城人集中的桥头镇,想投奔老乡,但镇上都是些“大厂”,对员工的要求高,尤其是年龄卡得很死,超过25岁就很难找到工作。老乡告诉他,南城有很多小作坊,愿意招年纪大些的工人。

当时的南城,没有几栋高楼大厦。大片大片的工地正在施工,一间间低矮的厂房交织错落,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,夹着不同口音的外来工们日夜穿梭其间。

年近不惑的吴桂春在其中一家制鞋厂找到了工作,只是和老板简单地谈了薪资,也没有五险一金。他先是负责打杂、扫地,后来上了流水线,主要负责鞋面的“打磨”——鞋被制成成品以后,再用专门的磨砂布、钉枪等三四种工具把鞋面沾着的胶水等清理干净。

活儿不重,每天都是机械重复的,也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。忙的时候,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,一个月都没时间休息,到了淡季,可能半个月都没活儿。吴桂春年纪大了,比不上年轻人,别人一天能做500多双,他做上300多双就到头了,所以收入总比其他人要少一些。

尽管过得清贫,但吴桂春很喜欢这座城市。这里一年四季都那么温暖,夏天湿热,但过云雨一下,会变得凉爽;冬天来了,也只用穿一层薄薄的毛线衫。天总是又高又蓝,云一朵朵地浮着,处处都是遮天蔽日的榕树和香樟,马路边上还种着椰子、芒果和龙眼。从市区坐上几十分钟的公交车,能看到辽阔的海。他打算一直留下来。


“读书教会我做人要低调谦逊”

吴桂春到东莞的第三年,占地4.5万多平方米的东莞图书馆新馆建了起来。这栋五层的建筑,是全国第一家无人值守24小时开放的自助图书馆。

以前在老家,闲下来的时候吴桂春就去河边钓钓鱼,时间很快就能消磨掉。但是到了城市,他不知道去哪里钓鱼,很多年轻工友的爱好是打牌、炸金花,一晚输掉成百上千块。吴桂春玩不起,因为有家要养。

他从地摊上买书来看,“花钱买书,无论如何都比花钱赌博要好很多。”他什么类型的书都买,大多数都是泛黄的故纸,厚厚一叠,布满了笔记和划痕,五块或是十块一本。歇下来的时候,就一个人找个地方坐着,捧着书看。

他认识的字不多,为了看书,花十块钱买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碰到生僻字就一个一个地对着读。手头没书看的时候,也会翻翻字典,把那些没见过的字都记下来。读书这些年,《新华字典》已经买了三本:第一本用得太频繁,被翻烂了,侧边脱了线,书页全散了开来;换了第二本后,有一次带着在阳台看,手一抖,不小心掉进了一楼的夹墙里。



吴桂春看书时需要借助《新华字典》。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

直到2008年,吴桂春才听说东莞图书馆。他清晰地记得,那也是在夏季的某一天,他在看一本刚买不久的《警世通言》,同事见了,对他说,“这里这么热,你为什么不去图书馆看书?那里看书、借书都免费,不用花钱买,还可以吹空调。”

吴桂春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地方,他记得以前老家有书屋,想把书带回家看,都是要给钱的,租一天得几毛,或是一块。过了几天,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吴桂春第一次踏进了图书馆的大门。

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书。每层楼都摆着好多排白色书架,各种类型的书码在上面,密密麻麻的。他翻起一本《红楼梦》,才发现自己以前买的版本只有前80回。

渐渐地,图书馆成了吴桂春除工厂、住处外落脚最多的地方。他很少把书借回家看,家里环境不好,看书还要开灯、浪费电。所以只要一有空,他就往图书馆跑。他总会很早起床、吃完早餐,便赶到图书馆,找好书后,再去图书馆北面找一个座位,因为那里窗户明亮,光线好。

他看书很慢,往往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,到了饭点也舍不得离开。每一本书,吴桂春都会看上好几遍,“我的脑筋笨,记不住,水平也不高,不多看几遍就会忘记书里的内容”。

他掰着手指头数,《东周列国志》读了三遍,看第一遍的时候,每一页都要查好几个字,他压根没弄明白,春秋战国时代到底有多少人物?《红楼梦》也从头到尾看了四遍。“各式各样的人都在里面了,男的、女的、狡猾的、老实的、当官的、享福的,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也能对应得上”。

长年累月下来,吴桂春培养起了自己的阅读兴趣。他喜欢看历史类书籍,从古至今的中国通史,基本上已经被他翻了个遍。他不爱武侠和言情小说,因为“历史是真实的,小说是虚构的”。

所有的历史人物中,比起君王将相,吴桂春更欣赏那些“发明家”。“扁鹊华佗,发明药来治病救人,鲁班发明的东西、仓颉发明的文字,都不只是对一朝一代产生影响,而是千古流传的,是在对全人类作出贡献,没有代价可以衡量。”

吴桂春最喜欢的还是冯梦龙的“三言二拍”系列,“把这几本书读透了,就学会了做人”。对“三言二拍”里的掌故,吴桂春信手拈来,连顺序都记得一清二楚:“《警世通言》里,第三个故事是“王安石三难苏学士”,讲年轻气盛的苏东坡被王安石教训了三次的故事,告诉我们做人要低调谦逊。”

这种态度被他带到了生活中。去年,吴桂春看到了“流浪大师沈巍”的新闻,也是一个读过许多书的底层人成了网红,在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被围观后,流浪大师签了公司,四处走穴。吴桂春不认同沈巍的选择,“看了这么多书,还是个糊涂虫,他不应该主动往风口浪尖走。”

对自己的走红,吴桂春的认知是,“就是这两三天的事”。记者来采访,他坐下来耐心地回答问题,但是拒绝让记者扛着摄像机跟他去食堂。他不希望高调行事,成为其他工友关注的焦点。更不想让别人觉得,自己只是多看了两本书,就不一样了。

这几天,除了去办新的图书证,吴桂春也没再去过图书馆,“一去就能被认出来,人围过来,没办法好好看书”。他打算等风波过去了,戴上口罩、戴个帽子,把自己捂得严实些,偷偷地去。


留言簿上的“吴桂春们”

6月27日一早,吴桂春六点就起了床,他戴着草帽,换上绿色工装服、蓝色长裤,拿着一把树枝剪,开始了新工作。吴桂春觉得挺满意,新工作包吃包住,宿舍有空调,每天工作八小时,一个月休一天。工作地点在室外,空气好,小区的绿化也好,不会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。

走红以后,一所中学的校长向吴桂春抛来了橄榄枝,希望他去学校当图书管理员。吴桂春想去,到了图书馆就能更好地看书,而且一个小学生到高中的图书馆工作,也许能激励更多人读书。但是,转过头来想,新工作刚定下来,就跑到另一个地方,会不会影响不太好?自己的能力有限,能否胜任管理员的工作?吴桂春心里没底,打算暂时回绝校长。

很多类似的机会摆在了吴桂春面前。新公司的领导说,想在小区设一个图书室,购置一批新书,再呼吁居民们捐些旧书,让吴桂春来管图书室,带动更多员工一起看书。东莞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联系他,说想给他办一张特殊的图书证,在他不方便去图书馆、有特殊需求时,可以给他送书或者提供相应服务。



吴桂春正在适应新工作。新京报记者黄启鹏 摄

以前的吴桂春想,读书能让人增长见识、丰富阅历,但不可能直接给现实生活带来转机。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,儿子说,“你的留言不只是给你一个人带来就业的机会,政府会想办法为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提供新的职业,也会有更多的农民工愿意走进图书馆。”

东莞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晓伟说,从他2002年工作以来,就常常能在图书馆见到农民工。

过去十来年,在东莞图书馆留言簿上,记载着许多和吴桂春类似的故事:

新科磁电厂的员工刘建明,从小喜欢读书,因为家里穷,只能辍学南下打工。工作之余,他翻遍了厂区图书室里的几百本书。后来,图书馆开始安排图书流动车定期开进厂区,刘建明想,这真是一个“天大的好消息”。他生怕自己错过,总会提前用红笔在日历上把流动车进厂的日期给勾出来。

有一回,他在预约本上写下自己想看自考教材《管理学概论》,没过多久,流动车的架子上就多了这本书,“我好高兴!这本书在书店都买不到,东莞图书馆却给我送上门!”

外来务工者小风,常和同事们一起来。他们喜欢去四楼的阅览室,还喜欢看一楼的展览。2006年5月21日,小风用工整的笔迹记下对图书馆的感激,“图书馆给我们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精神地带,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,那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所学不到的,谢谢你们。”

吴桂春火了以后,东莞图书馆的人流明显多了起来。一位法律工作者说,自己已经很少来图书馆,看到吴桂春的新闻后,觉得这种品格让人很触动。“他的工作很辛苦,也能坚持看书。我工作环境比他舒适,更应该多看点书。”

在离他不远处的中庭,几幅提倡阅读的条形海报从天花板垂了下来。最中间的那一幅,红底白字,正是吴桂春留言结尾的几个字:“知识惠东莞”。

文 |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

编辑 | 陈晓舒 校对 | 危卓

来源:新浪科技、新京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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